欧阳晨雨

　　即便是服刑在押或刑满释放的人员，只要是合法利益受到侵害，也有申请获得国家赔偿的法定权利。

　　2014年，辽宁本溪人袁诚家和妻子谢艳敏被法院认定犯罪，分别获刑20年和3年5个月。今年5月，正在监狱服刑的袁诚家和刑满释放的谢艳敏，申请了总金额超过37亿元的国家赔偿。

　　从法律上看，袁诚家、谢艳敏有权申请国家赔偿。《国家赔偿法》规定，行使侦查、检察、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、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、扣押、冻结、追缴等措施的，被侵犯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。这里受害人，并没有限定为“无罪之人”，也就是说，即便是服刑在押或刑满释放的人员，只要是合法利益受到侵害，都有申请获得国家赔偿的法定权利。

　　袁诚家被判入狱前曾是当地的知名企业家，案发前实际控制经营的企业共有22家，在一审被判有罪的同时，这些企业及账户内的资产和车辆都被判追缴、没收。虽然二审判决并未改变两人的定罪量刑，但已认定之前的追缴、没收不当，判决由查封、扣押、冻结机关依法返还17家企业及相关资金、合法财产等。问题是，之前“办案机关对查封扣押的涉案财物进行了违规处置”，“这些财产中的大部分已很难返还了”。如今，袁诚家夫妻的国家赔偿申请程序还在进行中，但由此折射出来的产权保护问题，着实不能漠然视之。尽管“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”早已写入宪法，公民产权受到法律保护，但现实却很“骨感”，此案便是一起例证。

　　为何当事人合法产权频仍受损？客观而论，既有政法办案机关从收缴扣押冻结财产获得经济利益的原因，也有办案人员程序理念缺失的因素，更有问责制度不够健全的“助力”。一方面是“查得越多，扣的越多，上缴的越多，返还的就越多”，另一方面则是即便“捅了娄子”，也少有被追责、问责者，更加剧了合法资产受侵害。

　　从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》（下称《意见》），到最高法《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》，再到全国公安系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、国务院的《意见》，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，依法保护产权已成为高层共识，但还应跟进激活的，是鲜活的司法实践。期待类似“申请37亿元国家赔偿”进入司法，揭示制度短板、规范司法操作、强化程序意识，为公民产权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护。